黨的十八大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要“從人文關懷走向制度設計”，并提出要努力追求民生幸福。主觀幸福感也是現(xiàn)在很多專家研究的一個方向，本文是一篇現(xiàn)代管理科學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家庭沖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摘要：以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分析的方式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和社會支持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考察了社會支持對農民工幸福感的調節(jié)作用。通過層次回歸以及調節(jié)效度檢驗發(fā)現(xiàn)：(1)工作-家庭沖突中WIF時間沖突、FIW壓力沖突以及WIF行為沖突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負影響;(2)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影響;(3)通過回歸分析也證明了社會支持可以調節(jié)工作-家庭沖突三維度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指出通過企業(yè)幫助、政府支持及農民工自身調解可以緩解工作-家庭沖突矛盾。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

　　引言

　　將主觀幸福感加入民生指標，充分反映出黨與政府對農民工的關注[1]。居民幸福感是度量社會是否和諧的“晴雨表”，也是衡量和諧社會以及幸福建設成果的重要指標[2]。根據(jù)2013年《新民周刊》的最新統(tǒng)計，新生代務工者(1980年以后出生)大約有 8 487 萬人，占外出務工者的 58.4%。相比國企和集體企業(yè)的員工總數(shù)，其數(shù)量規(guī)模已經遠遠超過并且逐漸上升為我國產業(yè)工人的主力軍[3]。所以，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已有許多學者關注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問題，如夏晶等通過層次分析模型，得出薪酬、工作與生活的環(huán)境、人際關系、社會融入、勞動時間、自身發(fā)展等7個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4]。劉雪梅通過調查湖北省新生代農民工得出，工作-家庭沖突對其工作績效有負向影響，其中組織支持充當調節(jié)角色[5]。賀愛忠通過服務行業(yè)的群體層次回歸分析得出利益集與新生代農民工任務績效呈正相關，主觀幸福感在這個影響中發(fā)揮中介作用[6]。近幾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已經逐漸開展，但對于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探討仍待加強。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剛開始擁有家庭或者愛情，需要情感的傾訴，時間的付出，而“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工傷多、加班多、職業(yè)病多”使得他們工作時間長、工作收入低、接觸面窄，從而造成了這一群體的情感和生活的困擾。這種長期以往的困擾使得工作-家庭的矛盾升級，大大影響了他們對幸福的主觀感知。對社會支持主觀、客觀的感受度和對其利用度上不同的群體或者人具有差異，其身心健康與其對社會支持度的感知之間的關系密切[7]。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正處于職業(yè)起步階段，他們在未來奮斗中呈現(xiàn)出的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沖突是否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的影響，社會支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相關研究及概念界定

　　(一)工作家庭沖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Greenhous等認為工作-家庭沖突是指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給個體帶來的壓力是不可協(xié)調的[8]，他還將工作-家庭沖突分為時間沖突、壓力沖突和行為沖突三種形式，即時間沖突代表時間的有限性使個體無法滿足兩個角色的需求;壓力沖突則分為家庭與工作兩個方面，家庭沖突包括夫妻之間的分歧、矛盾等，而工作沖突則為工作需要、領導的支持度等等;而行為的沖突則是因為角色的行為特征與另一個出現(xiàn)分歧或者不兼容。這個理論還提出了工作-家庭沖突以及家庭-工作沖突這兩個維度，即工作對家庭的沖突干擾是因為因工作的需要而產生的兩者間的沖突，而家庭對工作的沖突干擾則因為家庭的需要而產生家庭和工作之間的沖突。Carlson等將工作對家庭沖突以及家庭對工作上的沖突在Greenhous的工作家庭沖突三維度進行了擴展成為為六個維度，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工作-家庭壓力沖突、工作-家庭行為沖突、家庭-工作時間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和家庭-工作行為沖突等[9]。本研究引用了Carlson的概念即工作-家庭沖突六個維度。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是個體按照自己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總體性評估。主觀幸福感具有：主觀性、穩(wěn)定性和整體性的特點[10]。我國學者景淑華等認為，主觀幸福感是人們自身所感受的狀態(tài)和其對人生的重要態(tài)度，它反映了個人對生活總體的全面評價以及感知到的滿意程度，而且這些感受對個體的行為有重要的影響力[11]。

　　新生代農民工剛步入社會，工資薪酬普遍偏低，而且工作時間長，而這個階段也正是他們收獲愛情或剛擁有小家庭，需要時間和金錢，因此要面對工作和家庭多重角色的壓力。劉雪梅指出這一群體對情感和家庭的歸宿感較強，而且隨著時代的進步，又迫切地想尋求更高的職業(yè)發(fā)展，如果角色不能很好地協(xié)調，二者會產生負向的溢出影響，造成工作-家庭的沖突[5]。根據(jù)主觀幸福感的情境理論，Allen年通過工作-家庭沖突的元分析發(fā)現(xiàn)，工作-家庭沖突與工作滿意度、家庭滿意度、壓力相關結果有關[12];Karatpe研究發(fā)現(xiàn)若感知到越高的工作-家庭沖突則其工作滿意感就越低。同時，Parasuranman認為這種沖突將導致個體壓力增大，會使人產生消極情感，進而降低個人的主觀幸福感。袁圓證明了工作家庭沖突對主觀幸福感呈負向的影響關系，當工作-家庭沖突越嚴重，則個體所感知的主觀幸福感越低[13]。因此，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我們得到以下假設：

　　H1：工作家庭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H1a：WIF時間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H1b：WIF壓力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H1c：WIF行為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H1d：FIW時間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H1e：FIW 壓力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H1f：FIW 行為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影響作用。

　　(二)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

　　社會支持包括看得見的實際支持和體驗到的精神情感上的支持[14]。肖水源、楊德森等將西方學者提出的社會支持總結為：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個體對已存在的支持所主動利用的程度)[15]。

　　農民工的流動本身就是在不斷的尋找社會的支持，以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16]，華金・阿朗戈就曾研究社會支持對農民工的重要性[17]。目前對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關系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大學生和老年人，從農民工的角度研究較少。如Kahn曾得出老年人的社交網絡與主觀幸福感有正向的影響關系[18]。Chu通過研究兒童和青少年得出了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有正相關的作用，并得出了年齡是其之間重要的調節(jié)變量，隨年齡增加，二者之間的關系越強[19]。而宋佳萌、范會勇等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元分析，得出社會支持的三維度(主觀支持、客觀支持以及對支持利用度)與主觀幸福感總體呈中度正相關，與消極情感之間呈負相關[20]。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渴望在三十而立之年做出成績，渴望來自家庭、社會、親朋好友的支持，以獲得積極的情緒從而提高幸福感，所以從以往文獻中總結，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其中與積極情感正相關，與消極情感負相關。依此，本文提出H2假設：

　　H2：社會支持與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關系。

　　(三)社會支持、工作-家庭沖突與主觀幸福感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會支持對工作-家庭沖突和主觀幸福感的作用關注較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還未有研究。MesmerMagnus認為工作-家庭沖突是個體壓力來源之一，能有效的預測工作滿意感和職業(yè)倦怠感等[21]，而主觀幸福感則描述的是個體情緒以及身心健康的變量，社會支持感與個體情感是正相關的關系，即個體所感知到的支持感越多則主觀幸福感越強[22]。而社會支持對壓力和身心健康的調節(jié)作用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李錫元認為在工作-家庭沖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影響上，上司支持能夠起到一定的調節(jié)作用[23]。因此對社會支持、工作家庭沖突與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提出如下假設：

　　H3：社會支持可以調節(jié)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家庭沖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

　　H3a：在高的社會支持感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對主觀幸福感的消極作用減弱;

　　H3b：在低的社會支持感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對主觀幸福感的消極作用增強。

　　二、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

　　通過上述理論鋪墊和假設的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效應，以及社會支持在其中的調節(jié)作用可以列入圖1的邏輯關系框架。

　　圖1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1.樣本選取。對西安各個行業(yè)中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抽樣，其中包括餐飲業(yè)、建筑業(yè)、服務業(yè)等。在問卷發(fā)放之前，首先進行預測試，讓26個在西安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填寫并全部回收，聽取被測者的意見進行修改，來保證問卷的有效性。最后共發(fā)放問卷212份，收回有效問卷207份，有效回收率是97.6%，其中男性113份，約占總數(shù)的53.3%，女性99份，約占總數(shù)的46.6%。年齡在18～35歲左右。

　　2.研究量表。工作-家庭沖突問卷采用Carlson等編寫的工作-家庭沖突量表，共18個題6個維度，采用李克特式5點計分法，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別計1～5分，分值越高，表示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越強。經研究測得該量表的α系數(shù)為 0.85(>0.7)，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

　　社會支持問卷采用的是由肖水源編制的量表，其中包含三個維度主觀支持4條、客觀支持3條和對支持的利用度3條組成，共10個條目。社會支持與各維度都以總分計算，總分越高，則社會支持越高。本次測量該量表的α系數(shù)為0.77(>0.7)，表明該量表可以使用。

　　主觀幸福感采用的是段建華修改后的總體幸福感量表，是適合我國情境的乘數(shù)量表，此量表總共有18個題項，總分越高代表其主觀幸福感越強。本次測量該量表的α系數(shù)為0.81(>0.7)，表明可以在研究中使用。

　　3.數(shù)據(jù)處理。本次研究將所收集回來的全部數(shù)據(jù)統(tǒng)一編碼，錄入SPSS17.0統(tǒng)計軟件中進行t檢驗、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等。由于采用的國內外成熟量表，所以在此不對信度和效度結果進行詳細說明。

　　三、研究結果

　　(一)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社會支持以及幸福感總體測評

　　從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家-庭沖突處于中等程度。從分維度看，沖突程度從強到弱依次為：家庭-工作行為沖突、工作-家庭行為沖突、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工作-家庭壓力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以及家庭-工作時間沖突。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均值為60.55分，接近中值，說明其主觀幸福感還不夠高。此外，新生代農民工在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3個維度的均值分別為10.56、18.75和7.47，說明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支持各維度的平均分均低于中值，因此，此次調查對象的社會支持處于中等水平。

　　(二)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社會支持感、主觀幸福相關性

　　統(tǒng)計學中，pearson 相關系數(shù)是用來衡量兩個定距變量間的線性關系。相關系數(shù)的值在-1到1之間，其絕對值越大，表明兩者的相關性越強。通常情況下當相關系數(shù)大于0.6時，則能說明兩者間有較強的相關性，pearson 相關系數(shù)大于0時，說明兩者是正相關關系，反之則是負相關關系。

　　從表2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新生代農民工這個群體中，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工作-家庭壓力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家庭-工作行為沖突維度與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shù)均小于0且顯著性值小于0.05;工作-家庭行為沖突和家庭-工作時間沖突維度對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主觀支持、客觀支持以及對支持的利用與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相關系數(shù)分別為0.301、0.187和0.361。 　　(三)回歸分析

　　1.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回歸分析。從回歸分析結果(表3)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家庭-工作行為沖突、主觀支持以及對支持的利用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影響，對應的T值均大于1.96。具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以及家庭-工作行為沖突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負影響，表明沖突越大，則主觀幸福感越低;工作-家庭壓力沖突、工作-家庭行為沖突、家庭-工作時間沖突對主觀幸福感沒有影響;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而客觀支持對主觀幸福感沒有影響。此外，自變量對主觀幸福感的解釋變異度為21.5%，回歸方程顯著，F(xiàn)值為5.356， P<0.01。

　　2.社會支持對家庭工作沖突和主觀幸福感的調節(jié)效應檢驗。為了檢驗社會支持對家庭工作沖突和主觀幸福感的調節(jié)作用，使用逐步回歸法(見表4)：第一步和第二步分別引入自變量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家庭-工作行為沖突和調節(jié)變量社會支持;第三步對自變量和調節(jié)變量去中心化，做兩者的交互項，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項。

　　從表4的調節(jié)效應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交互項工作-家庭時間沖突*社會支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社會支持、家庭-工作行為沖突*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影響，影響系數(shù)分別為0.270、0.205和0.220，因此，通過社會支持可以調節(jié)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以及家庭-工作行為沖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四、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研究發(fā)現(xiàn)：(1)工作-家庭時間沖突、家庭-工作壓力沖突以及家庭-工作行為沖突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負影響，表明沖突越大，則主觀幸福感越低。(2)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表明支持越大，則主觀幸福感越高，而客觀支持對主觀幸福感沒有影響。(3)社會支持可以調節(jié)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及三維度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一)工作-家庭沖突與社會支持、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研究發(fā)現(xiàn)，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沖突與主觀幸福感呈負向影響，其中工作-家庭時間、家庭-壓力沖突、家庭-工作行為作用更強，主要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shù)是80、90后，他們剛剛收獲愛情或建立小家庭，職業(yè)生涯也剛剛開始，急迫需要在職業(yè)道路上得以伸展。他們需要家庭和愛情給予精神寄托，需要工作維持家庭的生計。工作占用到家庭的時間，家庭給工作帶來壓力，他們的社會經驗和生活經驗又不是特別豐富，因此對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關系感到很大的壓力，使得這一群體的主觀幸福感不是很高。

　　在社會支持方面，目前對農民工的醫(yī)療保險、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還沒有很好的落到實處[24]。其次，由于社會閱歷淺，他們承受壓力的能力還不是很強，這也使得其主觀幸福感偏低。最后，由于事業(yè)剛剛起步，他們的經濟積累、文化資源相對要少一些，所得到社會支持也要少得多。這些都是造成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偏低的原因。

　　(二)應對策略

　　研究結論表明社會支持可以調節(jié)工作-家庭沖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這為緩解新生代農民工工作-家庭之間的沖突，提高其對幸福的主觀感知提供了一定的幫助。

　　1.企業(yè)應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多方面的幫助。首先應建立支持性的組織文化，針對不同行業(yè)、不同崗位、不同年齡段或者職業(yè)發(fā)展階段給予智力、精神上的支持，比如對員工進行培訓，提升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工作能力和對時間的掌控能力等;其次對農民工的工作-家庭沖突進行有效管理，而不是一味地讓他們創(chuàng)造更多的績效。要對員工的壓力進行疏導，舉辦一些文化活動來緩解壓力，幫助員工樹立健康向上的心態(tài);最后針對性的建立支持性的薪酬休假機制，如可以實行彈性工作制，使其自主的完成工作任務，給予其時間和空間自主，使其有效地調節(jié)工作和家庭的關系。

　　2.政府應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政府應該以人為本，而且要充分體現(xiàn)對全體公民的公平、公正，為農民工提供像城市居民一樣的制度性保障[25]，讓新生代農民工感知到社會公平公正，減少摩擦與矛盾;其次是解決新生代農民的生存問題，降低其生活成本，提高其工作能力，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最后應建立和完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和勞動權利保護的法律制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子女教育問題，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生存壓力，降低工作和家庭之間的沖突。

　　3.新生代農民工自身調節(jié)與適應。新生代農民工不能只依賴企業(yè)、政府等外界因素來提升自身的主觀幸福感，還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第一，應主動的融入社會，拓展交際的范圍，以獲得更豐富的社會資源。第二，要努力適應社會的發(fā)展，加強學習，提升自身素養(yǎng)，更好地處理工作和家庭的關系。第三，提升自己排解各種壓力的能力，保持良好的心態(tài)，提升自身對主觀幸福感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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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期刊簡介：現(xiàn)代管理科學雜志由江蘇省經濟貿易委員會主管，江蘇省技術經濟與管理現(xiàn)代化研究會主辦。是江蘇省科技期刊，是江蘇省經濟管理類導向性刊物，被南京大學等多家重點大學列為核心期刊，2004年人大復印資料轉載本刊論文的轉載率（含全文、索引）高達33%。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2004年度《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量排名“社會科學總論類”中（涉及報刊數(shù)量為407種），本刊排名第28位（見2005年3月5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