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麗絲・萊辛在短篇小說《魔法不賣》中，為白人孩子泰迪的成長設置了多重的鏡像。這是在多重鏡像的引導下，泰迪實現了完全的他者視域下的“自我”，從而回歸到了文化分類下的“應屬”團體，完成了自我異化與隔離的過程。萊辛認為在殖民地南非“自我”的形成的復雜過程象征著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彌漫的南非大陸的激烈的文化沖突。

　　關鍵詞：怎么發表論文,《魔法不賣》,鏡像,文化

　　多麗絲・萊辛的短篇小說《魔法不賣》{1}寫于1951年。萊辛用一種舒緩的語氣揭示了在表面上和諧的氛圍下文化霸權的滲透與反滲透的斗爭，深刻地證明了“民族意識必須豐富和深化，迅速地轉化為一種關于社會和政治需要的意識，也就是說，轉化為真正的人道主義”{2}。這樣才能實現真正地化解殖民本我和被殖民他者的二元對立。

　　《魔法不賣》中，白人殖民者法夸爾夫婦在南非多年后有了孩子泰迪。黑人廚子吉迪恩在法夸爾家多年，備受信任。一次，泰迪的眼睛被毒蛇所傷，吉迪恩用一種特殊的非洲藥草救治了他。非洲藥草的傳奇故事和制成藥物出售的巨大利益吸引了城里的白人科學家們來到農場要求吉迪恩幫他們找到這種藥草。感到被出賣的吉迪恩最終巧妙地拒絕了白人的要求，從而保存了神秘非洲的寶物，也保存了不可出售的非洲獨特的文化和非洲土著居民的人格尊嚴。

　　他者鏡像中的自我

　　小說中的泰迪在“自我”多重鏡像下不斷扭曲，背離了生物學意義上的本我，被“拋入”了社會。拉康認為，在嬰兒出生后的前六個月，屬于“前鏡像階段”，它沒有自我的主體意識，在孩子照鏡子時會在鏡子中認出自己，并把鏡子中的映像與自己聯系起來，確認自己，“我這個概念以一種原始的形式突然產生。此后，在與他者相認同的相互關系中，我才被客觀化;并且也是在此以后，語言才給我恢復了在普遍意義上的主體功能”{3}。故事中的母親法夸爾太太(走下祭壇的人道主義者)、黑人廚子吉迪恩(不卑不亢的文化繼承者)、吉迪恩的兒子(自然之子)和白人科學家(自封的“文明”使者)都成為泰迪成為主體“自我”的鏡像。

　　泰迪出生于這片白人出生率很低的大陸，從小在黑人仆人們的呵護下長大，土名也是吉迪恩所取。在農場，他的自我意識的產生來自于他的主體相似物――吉迪恩的兒子，他通過觀察黑孩子發現了作為主體的他的自身的存在。他對黑孩子充滿好奇，“兩個孩子會瞪大了眼睛，饒有興趣地互相打量。有一次，泰迪好奇地伸出手來，摸摸小黑孩子的臉和頭發”。借助于黑人孩子這面鏡子，泰迪認同了自己和黑孩子的同一性。鏡中的黑孩子代表的“所指”的意義與鏡前的“能指”――意義的提供者和諧一致。但同時，孩子的首次自我認同也是他自我異化的開始。泰迪所獲得的整體性隨著外延力量的介入使得本身就處于“早產兒”{4}狀態的自我變得支離破碎。首先是語言的介入。母親和吉迪恩的交流中宗教力量的強化與種族意識的不斷強化將泰迪投入到碎片化的形象之中，自我的身份開始了無窮化解的過程。約克・麥克凱倫在她的《黑人的威脅，白人的美德》中總結了出了孩子的成長過程：“男孩子們需要規矩和自我控制力，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的母親，因為是她們在樹立著道德標準。”{5}法夸爾太太篤信宗教，承認不同種族具有不同的命運是上帝的安排。泰迪的同一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變得模糊，逐漸分裂。他叫黑孩子小黑鬼，訓斥他，恐嚇他。他對吉迪恩的態度也表明六歲的泰迪在基體層已經開始變得精神分裂：與吉迪恩在一起時，他總是客客氣氣，拘謹刻板。若是去廚房要點什么那就是白人對傭人的口氣，不容違背。泰迪的“自我”

　　的格式塔開始走向自我與他人的對比。拉康認為，“他人，一方面與自我對立，帶來心理上的壓力、焦慮和敵對

　　意識。在某種意義上，他人代表了人類和社會。自我迫于他人的壓力，不得不對內和對外發動攻擊，以維持自身

　　的平衡”{6}。

　　泰迪自映的“我”的意象逐漸被打碎，被拋棄，需要撿起記憶的碎片拼湊出另一個矯形的自我來取代。與《小草在歌唱》不同，文中，萊辛第一次給了吉迪恩發言權，他甚至能和女主人直接對話，并且能夠在救治白人孩子的時候處于主導地位。語言上，他使用“咱們”提高自己的地位。泰迪在傷后的第一反應是找吉迪恩而不是母親。在泰迪的父親缺失的狀態下，吉迪恩實際上已經在隱喻的層面執行了父親的功能。法夸爾太太的默許{7}則確立了這一身份。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男孩與父親的認同意味著他對父權的認可。“父親”代表象征化了的法與規則。“因為且僅僅是因為他是法的持有者或支持者，父親才表現出他擁有菲勒斯。”{8}父親意味著權威和法，而吉迪恩又不是父親，因而，泰迪有機會成為菲勒斯，即法與規則，即權力。權力制造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9}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通過他者的欲望被決定性地歸并，通過與他人的合作在抽象對等關系中構造它的對象物。{10}與泰迪對立的他者吉迪恩促進了他自我主體異化過程中的完善――作為鏡像他者的吉迪恩在精神領域又是泰迪未來人性發展的投射，是他獲得自我權力的保障。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父子關系從來就是矛盾性的。一方面血親關系要求兒子繼承父親的權力意志以綿延生命;另一方面，兒子又必須殺死父親來獲得權力，而殺死父親的負疚感又是成為兒子心頭永遠的痛。法夸爾太太與吉迪恩的和諧友好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主仆之間對于上帝的共同感情是彼此間關系更為緊密。”而基督教是一種源于父親神宗教的兒子神宗教，耶穌基督因為殺死父親的原罪而犧牲，以此來獲得救贖，但是結果卻是他無法逃避必須廢黜父親的那種命運。吉迪恩承認自己的命，他接受它，而泰迪也在扼殺了基于平等的本能而構建起來的“整體的自我”，從而使與文化和環境而形成的他者的自我越來越明晰。面對白人科學家的誘惑、不屑與敵

　　意，吉迪恩保持了自我的尊嚴和理性：他不卑不亢，不溫不火，將白人戲弄一番后，全身而退，在自我形成的決定性因素――文化的觀照下，寧愿放棄出于直覺的友誼，也要保守住文化的秘密――不僅是他一個人，而且是他的所有的同族人，當問到同樣問題時，他們活著只是用不信任的眼光等著他們，并不作答;或者回答不知道――同種族在保存自身文化的秘密的過程中也塑造著他們自身文化中的“集體的自我”。泰迪的自我意識實現的進程獲得長足的發展。 　　 他者視域下的自我的最終形成來自于與泰迪同宗的白人世界。白人科學家的目的是要來強調科學的優先權，種族的優先權�？茖W是人類進步的標志，在他們眼里黑人則是“野蠻”的象征。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商業文化氛圍中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們要把吉迪恩的救命的草制成藥去市場出售，獲得巨大的收益――成千上萬的人會成為他們潛在的客戶，而他們只需付出的是一件小小的禮物。這就是白人殖民者的邏輯：殖民的過程也與此相似。泰迪只需要年齡的自然增長就會很快獲得一座自己的農場。而與黑人文化的對立則將最終打破了泰迪所熟悉的那個土著文化視域下的自我形成的基礎。最終這些“顯赫的客人把那把花扔進車后座，回他的實驗室去了”。泰迪來自于白人文化，他的終極的身份只能在他所屬的圈子內得到證明。白人科學家呈現給泰迪的鏡子時他徹底異化，最終完全脫離了本體以上的自我，歸屬了社會文化構建中的主體意識控制下的“自我”。

　　未來的焦慮

　　白人孩子泰迪在他的“自我”意識的形成過程中經歷了長期的鏡像階段。在不同鏡像的相互博弈中，泰迪終于未能逃離隔離的命運，形成了他者觀照下的“自我”。文本中，吉迪恩對非洲土地的堅守，對非洲文化的堅守，顯示了作者萊辛對古老的非洲大地的敬畏與崇拜，對白人的強取豪奪的諷刺，是對于白人殖民者的天生的“白人優越論”的顛覆，也是對于“知識”和“科學”理性的蔑視。

　　令萊辛痛苦的是，她始終無法描繪出一個燦爛的未來。在《魔法不賣》中，吉迪恩突然挺直身子，失落地看著廚房對面一臉壞笑的泰迪：“唉，金毛頭，你都這么大了。很快您就會成人，自己有一座農場。”不管曾經黑人吉迪恩如何為了爭取自己的尊嚴和平等而努力，他的焦慮始終存在。直到今天的津巴布韋，黑人和白人之間都沒有達到穩固的友誼。1980年津巴布韋獨立以后，白人開始離開這個國家，人數銳減。留守的白人仍然生活在孤立的生活中。那些離開了津巴布韋的白人們心理依然對這個黑人的國度充滿芥蒂。對大多數的讀者而言，這篇小說的寫作目的仍然只是為了傳達“在南羅德里亞和在南非共和國生活的狀態。兩個不同的國家形態有著同樣的氛圍和社會政治格局。這種社會狀況直到現在還繼續存在著”{11}。這使得萊辛充滿無奈與焦慮。

　　① [英]多麗絲・萊辛：《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陳星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魔法不賣》引文即出自此書，不再另注)

　�、� Said，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London： Chatto &Windus， 1993：269.

　　{3}{4}{10} 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頁，184頁，第185頁。

　　{5} McMculloch，Jock. Black Peril，White Virtue： Sexual Crime in Southern Rhodesia， 1902-193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119.

　　{6} 方漢文：《后現代文化心理――拉康理論》，《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第40頁。

　　{7} 殖民初期，白人農場主們終日在農場主勞作，他們的妻子們則在家忍受著孤獨。久之，與之朝夕相處的黑人仆人很可能成為她們情感的慰藉。在萊辛的《小草在歌唱》中，通過對身體和動作的描寫，女主人公瑪麗和仆人摩西之間就形成了實際的情人關系，盡管萊辛出于文本的文化背景沒有點明。在本文中，萊辛多次強調法夸爾太太和吉迪恩在基督教教義的共同認知，是她又一次在影射二人的情人關系。